中国古陶瓷、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成立以来，每次学术讨论会不仅有重点，而且还出版论文专集。如《中国历代青瓷研究专辑》、《河南钧窑与三彩》、《中国青花瓷研究专辑》、《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等等。对繁荣古陶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园地，获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古陶瓷学术活动的推动下，全国目前已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个县市都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古窑址。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这些新资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达和陶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本文试图对古陶瓷的研究作一回顾，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一探索。

（一）陶瓷考古一直是浙江考古研究中的重点课题。近十几年来，在普查的基础上，全省发现历代制瓷遗址1676处，分布范围几乎遍及全省，仅宁波一地占五分之一。足见瓷业生产在古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越窑遗址的深入调查、试掘与发掘；龙泉窑址大规模的发掘，所发表的《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3期）、《中国陶瓷》越窑卷（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龙泉青瓷研究》（1989年文物出版社）《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4年文物出版社）等等。在产品类型和窑场遗迹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以贸易陶瓷为着重点的城市考古工作的开展。这主要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港的考古研究工作，包括水下考古，这一新兴的城市考古运用文物史迹的考古资料，来探索历史上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贸易与文化交往。明州（宁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东方大港，港城繁荣的历史自晚唐至元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它在我国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贸易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自八十年代开始对海交史、陶瓷贸易史有关的宁波东门口、江厦街码头遗址、航海者会馆遗址和义路居住（码头）遗址、东渡路左城遗址等等进行了科学的发掘，面积大者一千平方米，小则六、七百平方米。清理出海运码头、会馆、古城（城门）、居住、修（造）船场等遗迹和大批各时代各窑口的贸易陶瓷、唐代龙舟、宋代外海船等珍贵的实物资料。发表了《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文物出版社）、《宁波出土文物看浙江的外销青瓷》（93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英文版论文）、《浙江宁波出土的长沙窑瓷器探索》（《湖南考古辑刊》1987年四辑）、《从宁波出土文物看宋元景德镇的陶瓷贸易》（《景德镇陶瓷》1993年）、《上林湖窑场生产的贸易陶瓷》（特刊）等等，以上文章根据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对出土物的生产窑口、年代、工艺造型、装饰艺术以及陶瓷的交通运输，国内外销售市场等间题进行探索，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再一个研究成果，是古陶瓷科学技术方面的收获。1982、1989、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浙江青瓷釉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科学出版社）、《上林湖历代越瓷胎、釉及其工艺的研究》（89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等，对贸易陶瓷的胎、釉、工艺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进行测试研究，这使古陶瓷质量、产量、工艺、装饰（包括材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全国范围来看，已发表贸易陶瓷有关的论著与文章数以百计，如《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1987年福建晋江会议论文集，1988年紫禁城出版社），该集34篇论文，其中谈及外销及有关外销的共计25篇，在这25篇中，大多论及外销的多为国内外出土物或与窑址遗物对照，参考文献征引加以介绍。因此这类文章在贸易陶瓷研究初期是好的，但由于文章的时代跨度大，深度广度都较粗略，对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就不够满足了。另一类则介绍窑址生产的品种、工艺造型、装饰艺术等，对外销只是寥寥几笔，更显得单薄。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包括遗址、窑址）来论及外销陶瓷文章数量实在太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三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论及贸易陶瓷的仅三篇文章。虽有一定份量，但只占十六分之一。《中国古代青瓷研究专辑》（《江西文物》1991年4期）刊出39篇文章中论及外销的只有二篇，占十九分之二。综上所述只是对贸易陶瓷的发掘研究各作一个粗略的，一个侧面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浙江古陶瓷研究重点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以古窑遗址的调查发掘为主的研究；第二方面，则以各种遗址发掘为主体对贸易陶瓷进行研究；第三方面，从自然科学技术着手。对古陶瓷进行研究。在这三方面工作做得最多的是第一类，第二类在中国古陶瓷、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成立的十几年中才发展起来，所以说起步较迟，成果不少。就浙江来说对贸易陶瓷的研究已迈出了新的一步。至于科学手段研究的队伍，显得更窄，它的重点是在生产（研究）单位。从全国来看可能也和浙江相似。特别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古陶瓷和贸易陶瓷的论述实在不太多。较有影响的如长沙窑，它在唐代是一所不见文献记载，但影响又比较大的窑场，贴花釉下彩绘瓷器，曾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西亚一带都有出土。《唐代长沙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1期）介绍了带纪年的窑俱与器物。并认为该窑兴烧于唐、式微于五代。以唐元和到五代为兴盛时期。以上各地所出之器，当为长沙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二期）一文，将国内有相对年代可考的瓷器与沉船遗物进行比较，认为沉船的一万多件瓷器，是元中后期的产品；《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考古》1979年二期）结合窑址介绍了德化外销瓷在“宋元时代以青釉和青白釉为主，其中以青白釉为多。明代以白瓷为主”等等论文都有一定的份量，不但对研究异国陶瓷贸易，友好交往和在断代上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那些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国家地区，研究文明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以特别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二）陶瓷考古既属于现代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就必须建立在坚实的野外工作的基础上，这样对研究古陶瓷与“陶瓷之路”才有它的生命力。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在古陶瓷（贸易陶瓷）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问题。这方面在过去的几年中作了一些尝试，谈些体会。在1992年7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九至十四世纪的浙江青瓷生产及外销”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浙江青瓷的外销》，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重视，会后菲律宾陶瓷学会会长庄良友女士，在《亚洲艺术》上对于拙作分期作了重点全面的介绍。拙作分为陶瓷之路的始发港和贸易陶瓷的出土与分期二个部分，后者内容占百分之九十多。全文根据遗址发掘的文化层及纪年器物的征引，把明州港贸易陶瓷分为六期。第一期，和义路（码头）遗址第5文化层（即唐3文化层），包涵物窑口单一，只有越窑青瓷，代表性器物有执壶、碗、盘、罐、灯盏等，时代为中唐贞元朝（公元）85—805年。第三期，和义路（码头）遗址第4文化层（即唐2文化层）。出土的主要窑口是越窑，代表性的一组器物有碗、执壶、罐洗、唾孟、盒、水孟、灯盏等。其次为长沙窑青瓷，有碗、执壶、罐等。时代为中唐元和朝（公元806—820年）。第三期，和义路（码头）遗址第3文化层（即唐1文化层）；东门口码头遗址第5文化层（即唐代层）。包涵物仍以越窑为主，器物有碗、盘、执壶、盏托、杯、罐、盒、唾孟、水孟、座狮、脉枕等。长沙窑器次之，器物有碗、执壶、水孟等。时代为晚唐大中朝（公元847—859年）。第四期，和义路（码头）遗址第2文化层（即五代北宋层），包涵物越窑青瓷有碗、执壶、盘、杯、碟、（洗）等；北宋龙泉窑青瓷有碗、盘等；婺州窑有碗等。时代为五代至北宋（约公元946—985年）。第五期，东门口码头遗址第3文化层（即南宋后期），包涵物主要是龙泉窑器碗、盘、洗、罐、鬲炉、瓶等。还有景德镇影青卧仕女、瓶、盒以及白瓷碗、盘等。时代为南宋后期（约公元1213-1274年）。第六期，东门口码头遗址第2文化层（即元代层）包涵物龙泉窑青瓷为主，有碗、洗、盘、杯、盅、瓶、仓式炉等；还有景德镇影青碗、盘、吉州窑罐、盘，磁州窑系罐、碗以及婆州窑残片。时代为元代中期（约公元1309—1323年）。上述相对的年代分别为21年、15年、13年、40年等等。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州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陶瓷贸易与窑场生产的历史面貌和制瓷手工业经济的兴衰情景。通过与世界各国港口，都城遗址出土中国陶瓷的对比考证，也反映了“陶瓷之路”推动下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从宁波出土物看宋元景德镇的陶瓷贸易》和《上林湖窑场生产的贸易陶瓷（包括分期与国内年市场）》也都以考古学方法来探索它们的经济文化史的。拙作的发表，不但为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学者研究他们国家出土物提供了生产的窑口（窑址），而且还为断代提供了比较确切的相对年代，在某些方面，可以克服过去断代中跨度太笼统的现象，所以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正如美国芝加哥博物馆何翠媚博士来信中说：“国内研究古陶瓷的学者，一般偏重窑址发掘，能够像林老师般同时重视生活遗址及港口资料的地层关系，结合窑址文物提供断代分层，实在是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国古陶瓷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广泛而大有可为的，前景是无量的。（中国陶瓷信息资源网）